近30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即从“文革”进入改革。我们的一切，包括文化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面临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文革”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次灭绝性的破坏。因为它直接以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损害，不只是对有形文物大规模的毁灭，更是在人们心里注入了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与敌意。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文革”后期，从批判《红楼梦》、《水浒》，到批判“克已复礼”，实际上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社会突然之间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
我们的改革不是社会线性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是闯入改革，闯入世界；外来文化也一股脑儿闯进我们的生活。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误区。过去总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烦是对外开放带来的。那么盛唐时期、“五四”时期，外来文化也十分迅猛，为什么没有自我文化的危机感？其实，这一次在外来文化中唱主角的是流行文化、商品文化，是NBA、时尚、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超市、国际名牌，以及明星大腕满天飞。这些商业性的、快餐式的、粗鄙又新奇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填满“文革”后国人空荡荡的精神空间。所以说，当前文化矛盾的本质，不是中外文化的矛盾，而是我们固有的文化和商业流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
进一步说，在从计划经济突然转为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没自己的现成的商品文化，所以一定会照搬国外。其结果是“外边的世界多精彩”。这便加深了人们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漠视。同时商品经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中，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则更加受到冷落。
直接对文化遗产构成破坏的是高速的现代化、城市化、旅游化。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基本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经支离破碎，有些甚至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我们大家可以解释为对城市的改造缺乏文化准备；可以解释为老百姓迫切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解释为在不可抗拒的政绩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已经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全部卷土重来一次，抹去历史记忆，彼此克隆，使中国城市像码蚁一样彼此相像。同时，堆满了罗马花园、意大利广场、美国小镇、英国郡……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会这样糟踏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可以自豪的个性化的文化凭借。当他们了解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
2004年年底，在对当时的文化遗产考察进行总结时，认定最濒危的文化遗产(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三个方面：一、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二、民间文化传承人；三、古村落。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地处偏远，生活条件很苦，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特而灿烂的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和深厚。这些年，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其文化也在急剧的消解之中。其原因包括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还有旅游热带来的文化冲击等等。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口传的文化很脆弱。这种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无法应对外来冲击，只有随着潮流改变自身。然而文化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如果少数民族失去自己的文化，便意味着民族的消亡。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刻不容缓的。但如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尚没有通盘的考虑。一些所谓受到保护的地区，大多数都是被开发的旅游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只靠旅游为其出路，不能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仅仅作为“特色文化”的旅游资源。
由于非物质文化是靠口头传承的，一半的中华文化延续的生命线便是代代相传的传承人。如果传承人没有了，活态的文化便没有了。剩下的只能是一种纯物质的“历史见证”了。
农耕社会里，我们缤纷而博大的民间文化，就是靠口传心授、婆领媳做的方式，千丝万缕传承下来的。在当前的文明转型期中，随着家庭、居住、工作和生活兴趣的改变，这些传承的线索大量地中断。这也是我们常常感到中华文化日渐稀薄的原因。比如，当电视机进入一个农民的家庭，人们便不再讲民间传说，而讲电视故事。所以民间文化消失得最快，也最彻底。
应该说，这种消亡是社会进程中的“正常死亡”。但不能因为“正常”，就扔掉这些深藏着民族精神DNA的文化遗产。所以说，对仅存无多的杰出的文化传承人的认定和设法保护是当前急需的。
我国的村落有数十万个，古村落大约5000个左右，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古村落的标准是：有鲜明的地域个性与自身特色；建筑格局保存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有较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村落是农耕社会的基本单元。我们最深的根在这些千姿万态的古村落中，它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由于我国地域多样、历史复杂、文化多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古村落中；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古村落中；少数民族的文化绝大部分在古村落中。
古村落的保护是困难的，因为它不是文物，不是颐和园和故宫，而是依然生活着的古老社区。如今它们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愈来愈多的村落因农民外出打工而出现“空巢现象”。每一年都有大量的古村落化为乌有。尤其江浙一带，许多古村落早已从地图上抹去。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新农村建设中，必然会遇到新一轮的猛烈的冲击。因为这些古村落的决策人大多没有确立现代文化遗产观和科学发展观，难免重演城市改造的文化悲剧。
我们起步关于中国古村落保护的西塘论坛，总结了有关古村落保护的几种方式。但是现实推进的速度太快，不可能耐心倾听学者们的讨论。尤其是一些建筑部门已经急不可待地为“新农村”设计什么“北方型”和“南方型”的住房了。英国人在1947年就有保护具备极其重大建筑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城乡规划法》了，可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保护古村落的任何法律性规定，我们对古村落的担忧是十分焦虑和紧迫的。
“文化遗产日”是在上述的背景下设立的，它首先显示一种非同寻常的必要性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近几年，社会上对待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正在迅速觉醒，一种原因是疾速的片面的现代化造成普遍的文化失落感，引起了人们对民族传统的精神回归；另一种原因是协调和整体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全面的政绩观是一种先进和科学的思想。由此，文化遗产的保护渐渐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点。
文化部主导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宣部批准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在各地全面展开。中央文明办着手节日文化的建设工作。国家正对文化家底进行彻底整理，以利于系统有序地加以保护。于此，一种原因是对全国博物馆物质性藏品的普查登记，一方面是确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特别是后一项工作，在我国是首次。经过严格程序申报和专家科学鉴定而批准的这一名录，是推动历史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重大举动，同时使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真正地心中有数。这件工作做得扎实和富有远见。
这种国家行为对地方政府是积极的导向与推动。一种“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见端倪。具有现代文明意义、被人类广泛认同的文化遗产观正在形成。但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保护不能只是政府与专家学者的事，主要是民众的事。民众是文化创造者，是文化的主人。若公众不珍视、不爱惜、不保护、不传承我们的文化，文化终究是要中断与消亡。“文化遗产日”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层面上确立的。
最早确立“文化遗产日”的是法国，后来遍及欧洲。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浪潮中，“文化遗产日”提高了欧洲人对各自文化的自豪与自觉。法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主动参加这一盛大活动。人民以各种方式，设法把这一天过得五彩缤纷，有声有色，从而丰富人们的文化情怀，提高对各自文化的光荣感。
在“文化遗产日”方面，我们不是旁观者，也没有缺席。近年来，一些省市以及大学生们都举办了“文化遗产日”。但今天由国家确定“文化遗产日”更重要，它显示了当代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高度，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的自觉。只有进入现代社会，才会把历史文明视为无法替代的珍贵的精神遗产。所以说，珍视和保护遗产的本身就是先进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今年6月10日是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遗产日不是纪念日，它是一种人为的主题日。要想使它落地生根，需要注意：
要强调它的精神意义，而不要变成千篇一律、表面热热闹闹地展示当地政府政绩的文化节。要设法使公众成为这一天的主人，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参加者。
遗产日是一个纯文化的主题日，所有活动都应是公益活动，应该由政府主导。对一切文化遗产的场所都应免费开放，商家不能从中牟利，使遗产日变味儿，变成“黄金日”。
社会各界都应为“文化遗产日”出力做贡献。欧洲遗产日这一天，大到城市、小到乡镇，都举行各种丰富多彩、富于创意的活动，我们也要这样做。培养下一代人的中华文化的情怀是“文化遗产日”不能忽略的。对传承人的关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做实事，都应该是“文化遗产日”的重要内容。
“文化遗产日”体现着当今一代中国人文明的自觉，也是一种自觉的文明。在这一天，我们做得好，一定会赢得世界的尊重。
我们的文化虽不是人类共有的，却是人类共享的。我们保护自身文明的同时，也在为人类保护一份巨大的、珍贵的、无法替代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