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治理必须要格外注意三大基本要素
发表时间：2024-01-03 02:43:06 来源：业务板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条“总道路”，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道路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等多条“具体道路”。与此相同，“国家治理”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生态治理”是包含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习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有一句让人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比喻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绿色”提升到“发展理念”的理论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生态文明发展的格外的重视。在全球范围内有关生态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尚不足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治理更是一个崭新课题，因而我们应该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生态治理实践，以顺利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生态治理之所以在今天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显得很重要与迫切，其原因有二。首先，人类社会沿着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道路走向今天的生态文明社会，必然要将这个全新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放到人类自身着重关注的位置上。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创造文明的可能性，应该归功于人类对于特别困难情势下的挑战而做出的应战，这些困难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必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1]换言之，如果放任生态的继续恶化，将难以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其次，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由于实践起步较晚、理论准备滞后等诸多主客观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明显是一块短板。在学者曹荣湘看来，由于自1996年以来环境件从始至终保持年均29%的增速，环境污染已和土地拆迁、司法不公共同构成社会不稳定问题的三大源头之一。[2]若要补齐这块短板，亟需在理论上搞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是短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在于思路、理念上与其它几项建设相比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具体来说，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完备的，而生态文明建设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还存在着遵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视主义和以“浅生态学”为特征的技术主义发展思想。“欧美国家走过的生态治理道路，就是将生态危机转嫁到后发展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中国无法复制”，[3]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生态治理课题上的新任务，一是要深入发掘散落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关于生态问题的论述，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本土化，二是要跟踪研究、融合并借鉴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大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从中探寻当代全球化的真实图景与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最终落脚到对中国生态治理的启示上并给出对策建议。
从“浅绿”（即“浅生态学”）走向“深生态学”，意味着今天我们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将象征社会主义制度的“红”与象征生态文明的“绿”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充分的发挥好二者相结合的优势。实现这一结合，要求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下足功夫：一是要格外的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生态意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非常明显的亲生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揭示了私有制对人和自然实施着“双重剥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则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由于稳定性、低逐利性和有利于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优越性，相较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往往能够做出亲生态的最优选择。二是要设定环境壁垒，大幅度提升环境规制水平，警惕发达国家将我国作为“污染避难所”的伎俩。《宣言》中曾指出，“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在“中心-外围”体系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实施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剥削与控制，还存在着严重的生态殖民主义倾向，致使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生态治理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三是应当把“绿色”等彰显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绿色、健康、环保”的理念提升到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有利于对外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对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崇尚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道德风尚。党的十八大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分别总结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并将其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如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将“绿色”从发展理念上升为价值观念，正是及锋而试的关键时期。
政绩观，是关于什么是政绩、怎样追求政绩的看法与观点。这其中，什么是政绩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答案直接决定了后一个问题的导向。在新发展理念得以落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对“什么是政绩”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习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启示我们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当前不少地方的实践证明，盲目关注GDP数字的旧政绩观往往与追求发展的初心及新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其所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实在令人忧心，如：GDP上去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金山银山到手了，绿水青山失去了；信奉数字能出官，出现了各地区GDP总额的加总远高于全国GDP总额的怪象；污染和治理污染都能创造GDP，于是“先污染、后治理”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如果对“什么是政绩”这一问题回答的不科学、有偏差，“追求政绩”的实践就必然会盲目、会抓瞎、会让人民群众不满。实现领导干部政绩观点的飞跃，需要领导干部从“唯GDP论”转变为突出新发展的理论导向。改革发展的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要求领导干部要戒浮戒躁、恒心恒行。树立新政绩观，就是要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科学发展理念取代浮躁、短视的庸俗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反复强调“敢于担当”是好干部的标准之一。政绩观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有学者提出，“在环境问题面前非常脆弱的个体需要一个更为集权、高效、强势的政府以应对危机”。[4]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更加科学的判定标准与经济核算体系，来测算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这也是生态治理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对生态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重视名义GDP与绿色GDP之差距，对于今天的生态治理的重要性。绿色GDP减轻了环境损害、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挤干了GDP中不应有的水分，有利于在制度上遏制政绩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应当成为新政绩观所追求的目标。“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一个地方生态治理得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领导干部决策的科学与否，以及能否摆正“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位置。领导干部重新认识政绩，就是要把“中央看什么”、“人民群众要什么”和“自己做什么”结合起来，树立“久久为功”之念，多做利长远、惠民生的事。2010年，《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栏目曾发表过署名“云杉”同志的文章《右玉县书记们的政绩观》，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山西右玉18任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终将沙丘变青山的感人故事。由此可见，生态治理需要领导干部树立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政理念。当发展的质量与发展的速度同步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件数量减少、干部群众之间鱼水深情增加，政府就能凝聚起更多的力量，顺利实现生态治理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于“发展”这一命题格外关注，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理念这两大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协调”这一理念既是科学发展观基础要求之一，也是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范畴之一。具体到生态治理领域，落实好“协调发展”，指的就是要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这三者的协调发展。在这三者中，人口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都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这对于我国的长期发展有其必要性，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然而，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很尖锐地提出必须全面否定过去的一胎政策，下一步将全面废除计划生育。习不久前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时间坚持。”人口急速膨胀会导致生态负载过重，但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做综合理论分析。
第一，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要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在西方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小，西方资源环境经济学并不主动将人口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而这套理论却被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必然会与中国的实际水土不服。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关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这是由限制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
第二，西方舆论总是强调人口自由生育是人权问题，但闭口不谈人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这才是首要的人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归根结底关系着我国人民自身的根本利益，“不要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庄稼了”。
第三，持废除计划生育观点的学者提出来的诸多理由，都不宜简单地归结为人口问题，大多数都能够最终靠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来缓解或解决。以乡村人口空心化为例，不能只看到农村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净流出，也必须同时注意到城市人口的净流入，特别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人口早已过载且引发了“城市病”。解决好空心化问题，需要依靠经济政策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以实现城镇和乡村居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单纯地靠鼓吹进一步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一言以蔽之，政府在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要始终铭记习“三个不会根本改变”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应有的战略定力，统筹协调好人口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关系，不仅倡导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还要倡导人口规模与生态治理目标相适应。唯有此，我国的生态治理才能顺利推进，才不会掉入“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的深渊里。
[1]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67页。
[2]曹荣湘主编：《生态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3]张劲松：全球化体系下全球生态治理的非生态性[J].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
[4]曹荣湘主编：《生态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