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中国政府提出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问题的战略决策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1997年香港回归，率先垂范，付诸实践，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举世瞩目的创举。1999年澳门回归再度向世人证实“一国两制”务实可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分三步走战略迈出两步后，的最终解决亦将更突出地被提上日程。在世纪交替，国际风云变幻之际，准确深刻地领会确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精神实质，认清这一战略决策在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中的定位，对于指导我们在21世纪最终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以国家总体战略调整为前提和背景做出的具体战略决策。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针对具体目标做出的战略决策，它的出台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核心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打破思想禁锢，确定国家总体战略后，针对海峡两岸过去、现在及未来走向做出的战略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为此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冷战时期，两岸斗争一方面表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一方面表现在海峡两岸间展开的“”与“”政治、军事斗争。在冷战时期，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曾提出并尝试用和平手段，但在冷战的氛围下，两大阵营尖锐的对抗的现实决定，祖国大陆的战略选择只能是以军事手段为主，争取和平解放为辅，战略目标是国家统一，实现“一国一制”。这一战略决策是中国人依据当时中国面临内外形势决定的，也是与当时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相适应的。

  中国人成功地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受到了主观和客观因素的严重干扰，尤其十年文革，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后人留下的主要不是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是进行战略调整的空间。痛定思痛，冷战后期乃至到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为中国人提供了对国家发展总体战略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战略调整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机遇。在国际上，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解决了中国代表权问题。冷战后期，美国出于在国际上建构大三角关系的需要加快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子，1979年实现了中美邦交正常化。随着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国际社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政治框架更加巩固。这无疑也为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战略转变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国内，中国完成了拨乱反正，以为核心的人恢复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重新研究并制定了解决中国根本困境的战略目标和对策。在被称作“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上，这是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调整。

  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这就抓住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现实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总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便是这总体战略调整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战略决策。1984年会见英国外交部长杰弗里·豪时便强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①应该说，纲举目张，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调整，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决策提供了社会大背景和政治前提。

  总体战略目标要由诸多具体战略决策来支撑、来配套，而具体战略决策必须与总体战略决策相一致、相统一，服务于总体战略目标，这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随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确定，我国在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教等所有的领域方方面面的具体战略决策也相应出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在总体战略调整背景和前提下提出的决策，从一出台便发挥出作为总体战略中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殊作用。

  中国政府对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思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即实事求是地根据统一问题的现实选择决策方案，把解决港、澳、台问题，放在“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总体战略调整的大局下进行哲学思考。这就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决策使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与国家发展总体战略内在有机联系更为紧密，成为与中国战略发展总目标、总方针相配套的具体战略决策。

  中国总体战略发展目标是本世纪要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平是中国的需要，建构一个良好的适于和平建设的旁边的环境乃至世界局势，是中国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实现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就要全方位地向世界开放，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摆脱冷战思维，尤其要调整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要调整好做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解决统一问题，如何使香港、澳门回归，至少涉及英国和葡萄牙等国的利益，如何问题，客观上也必然要涉及到怎么样处理中美之间、中日之间历史和现实中的障碍问题。因此，统一祖国牵一发动全身，处理得好会使中国的腾飞增加新的动力，处理不好，则会形成较为强大的阻力，甚至会拖住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后腿。为此，为核心的中国人吸收了人武力解放与和平解决的策略思想，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在明确做出不承诺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更鲜明地宣示了坚定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立场。这样就把解决统一问题时采取非和平方式与和平方式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两者间主从地位、主导与配合保障关系更为明确，更加具体。后者是上策，是主攻方向，是中国包括港、澳、台最大利益的体现，前者不承诺放弃非和平方式既是国家主权尊严的体现，也是配合后者，实现后者的有力保障。两者相得益彰，指明主攻方向的同时，又没有捆住自己的手脚，反而扩大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战略选择的空间。

  1979年1月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同时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向台湾也向世界发出祖国大陆追求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讯息。1981年9月30日，委员长对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根据中国发展的策略总体的现实需要做出的抉择。坚持选择和平的方式，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行使国家主权、确保祖国统一的原则下，基于适应中国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创造更加有助于推动总体战略目标实现需要的选择，更是基于两岸人民现实利益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长远利益需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