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评论（见2月16日《科学时报》《“转基因”还是“生态学”》）中指出，利用生态学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食物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优于用转基因的办法。有网友（来自生态学同行）认为转基因虽有潜在风险，但能够奏效，是硬道理，故国家才接受；而生态学是软道理，无法操作。该网友认为笔者的观点是“忽悠”国家。

  “生态学”的解决方案真的是软道理么？看看下面两个例子，读者自然就会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

  山东省乐陵市有个粱锥村，村民们全部成了农业工人，住进了小“洋楼”，户均居住面积达280平方米。除了平日工资以外，农民们每年还有非常可观的分红。给这个村带来非常大经济效益的是10000多头肉牛，这些牛吃的是秸秆，贡献的是钞票。该村有500多人，包括宅基地在内共有980亩土地，原来穷得丁当响，领头人梁希森曾经讨过饭。他们用100亩地建新村，腾出来500亩建养牛场、屠宰厂、肥料场、加工厂，用380亩种地，获得粮食的同时获得了大量的秸秆（不足的部分从周围村子买进）。经过这样的整合，土地升值近百倍。显然，粱锥村的农民不是用转基因这个“硬道理”解决的收入问题，而是用生态学这个“软道理”（食物链原理、元素循环原理等等），使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来看山东的另一个例子。郭仓乡位于汶上县，有33个行政村，3.9万人。近年来，该乡针对困扰农村发展的粪便和秸秆处理两大难题，实施沼气、太阳能利用、有机肥生产、生物发电4项工程。已建成户用型沼气池1600余个，另申请建设沼气的农户达3200余户。用废弃窑厂改造的养猪场，存栏量3000头以上，利用粪便上马年发电35万千瓦的沼气发电厂一座，平均日处理粪水50吨，日发电500～550度，仅发电的效益就达56万元/年。大量沼渣还带动了一座年产500吨有机肥的工厂。上述“种养沼肥电”模式综合效益达105万元/年。这个例子同样有力地说明，生态学的原理，如果得到充分应用，既可实现农民增收，又可改善环境，还可提高生活品质。可见，对农民来说，生态学是实实在在的硬道理，非常容易掌握，而转基因对他们来讲，才是谁也弄不明白的“软”道理。

  那么，对于这么好的事情，国家为啥不去推广呢？这里，中国生态学家是有责任的。他们对于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农业发展缺乏一个完整的思路，并将大量宝贵的经费用于追踪美国的生态科学。当年侯学煜先生提出大农业观点，马世俊先生领军生态县建设，倡导生态城市理念，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了生态科学在国民经济宏观决策中的应用。可惜今天这样的作用慢慢的变少了。

  生态学固然是理念大于具体的技术，然而理念决定事物发展的总体方向，技术则是在一些细节上发挥作用。工业未解决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尚可实现零排放和循环经济，而农业这个本身就是由植物、动物、微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实现循环农业有什么困难呢？转基因不具备这一优势，且其风险是难以避免的。理论上，基因转进去容易，释放开来也容易。转基因仅仅转移某个目标基因，而生态学的方案是增加生物多样性，其综合功效显然大于转基因。如将秸秆转变成肉和肥料，再高级的转基因技术也实现不了，而胃口大开的黄牛轻松实现。

  笔者并不否认，转基因是高新技术，能够代表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水平。然而，任何事物都具备两面性，高新技术的研发者和鼓吹者在向社会和国家宣传的时候，仅展示其好的一面，对于负面影响轻描淡写或根本不提，最终会造成对社会的危害。饲料添加剂、瘦肉精、剧毒农药、地膜在面世的时候不都是高新技术么？而今这些新技术的大量应用造成了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和食品安全恐慌，是我们不得不抛弃的技术。生态学的办法，固然没有转基因那样“立竿见影”，但是其负面影响是相对小得多的。

  目前，国内学者在生态学和生物学领域，甚至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言必称美国，月亮总是西方的圆，殊不知，西方的发展道路恰恰是造成不可持续的最终的原因。思维创新才是最大的创新。人类走过了原始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面对严重的生态退化和农业ECO的不可持续，生态学为什么还万马齐喑呢？概因为生态学家觉得自身的道理是“软”的，不敢振臂高呼。或者，主力部队都去追美国、追SCI论文去了。这次新农村建设运动，生态学家袖手旁观，多少反映了我国生态学研究的无奈。（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